关于现代化

各个民族、国家或地区的政治体制，总体上呈现出由低级到高级、由传统向近代不断发展变化、不断上升、不断发展、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18世纪末，美国、法国两次革命开始了西方政治的现代性。但现代性精神在宣扬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时，也催生了它自身无法逾越的困境。

一方面，现代性理性主义内在地隐含着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矛盾与分裂。西方现代政府价值体系建立在对正当欲望的保护与同意之上，而个人融入政治社会将透过一个相互同意的过程，即个人同意遵守共同的规则，并接受相应的义务，以自己和其他人不受暴力和其他种类的伤害。而西方现代政府现代性对欲望的同意有着天然的盲点，它带来了对欲望的放大和对无需同意的价值体系也即个人心灵道德修养的忽视，产生了各种矛盾与挑战。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功利需求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在整个社会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社会控制体系，给人们带来的是一个无情冷漠的、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彻底物化与异化，由此也产生了严重的自然生态危机和社会道德危机。 乌尔里希贝尔认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具有高度风险的社会，而社会的风险源于现代社会的理性主义价值观 ¹。 诚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 ²。 约翰 穆勒在其著作《代议制政府》中表达了与马克思同样的观点，认为构筑在现代性精神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在追求社会财富，也即个人欲望的同时会伴随着社会道德水平的降低。

西方政府现代性所倡导的另一核心价值理念是自由主义，它以天赋人权来论证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人的自由、财产等权利被视为“自然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不可剥夺。其次，就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维护个人权利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得出了国家不得干涉和侵犯个人权利的结论，而要这样做，政府的统治就必须获得被统治者的许可。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以自由价值观念为基础的西方民主体制是人类社会政治体制发展的一大进步。近代西方民主体制在长期的建设中已经十分成熟，尤其是在公民权利的保障上有了很大的提高。然而，源自于天赋人权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却存在着一个理论上的两难选择，原因在于：第一，它所推崇的理性主义原则很难得到落实；其次，如果人权是普遍的，那么，世界上所有国家和民族都应该拥有一套符合人类本性的、能够被不同文化传统所接纳的普遍人权准则，而无须顾及彼此间的差异。但是，这并不现实。在现代社会，以“理性”构建的“普世价值”已成为一种新的“霸权”。现代性的理论缺陷导致近代西方政治观念存在着巨大的历史局限性，这就导致中国的政治现代化需要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行创新，从而走上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

西方现代性的隐忧

隐忧的部分来源是个人主义。我们生活在一个人们有权利为自己选择各自的生活样式，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仰，有权利以一种与祖辈完全不同的整套方式确定自己生活的形态的社会当中，这些权利普遍地由现代政府确立的法律体系保卫着。我们从较古老的道德视野中挣脱出来才赢得现代自由。人们过去常常把自己看成一个较大的秩序的一部分，而这些秩序在限制我们的同时，也给世界和社会生活的行为以意义，例如在过去，社会的礼仪和规范并不限于工具性的意义，而普遍性地具有如今所谓的“仪式感”。在通过对古老秩序的祛魅获得现代自由的同时，事物也就失去了它们的一些魅力。个人失去了事物的意义，不再有更高的目标，不再感觉到有某种值得以死相趋的东西。我们可以称其为意义的丧失，道德视野的褪色。而目标的丧失是与一种狭隘化相联系的，人们因为只顾他们的个人生活而失去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托克维尔说，民主的平等把个人拽向自身，“导致个人将自己完全封闭在内心的孤独之中的危险”，最终形成一个彻底原子化的社会。换句话讲，个人主义的黑暗面是以自我为中心，这不但进一步放大个人欲望，也使我们的生活既平庸又狭窄，更贫于意义、更少地关心他人及社会。 ⁷。

明明德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句名言出自四书之首的《大学》，在我看来，“明明德”的第一个明为彰显，而“明德”则为光明之德，是如火炬一般照亮他人的品德，勉强而言，就是人的灵性，是能知、能明的特点，是人性的部分体现。与上文所述西方政府现代性带来的隐忧相反，明明德的意义在于反省和提高自己的道德并推己及人，使人人都能重视长期被忽略的无需同意的价值体系，注重内心道德修养，最终使整个社会都能达到完美的道德之境并长久地保持下去。 人类迄今最为有效可行的两个制度——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度与权力相互制约的宪政制度，是建立在对人的自我欲望，自利趋向乃至为恶趋向的认识基础上的。对人的这一本性的解释，为市场经济提供了理论根据，从而对具有活力的经济秩序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同样是基于对人的这一本性的认识，为权力必须相互制约的民主宪政体制的建立与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³。 从反面说，“福利国家”（“福利社会”）的实践表明，高福利的结果助长人性趋于懒惰，诱生出一些力图躲避劳动的“懒人”；而高税收的结果则使人千方百计避税乃至逃税。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是腐蚀着社会的道德风尚。举儒家为例。儒家以孟子为代表的主流人性论是“性善论”。它引导人们进行人格的自我完善与道德的自律，有其积极的教化的功能。但是这样的人性论却不利于考虑防范性的制度安排，无法作为一个演绎出制约性制度的前提。它无异于设定了一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君子国”，其结果是疏于防范，反倒是造就了“小人国”。反之，如果以“小人国”的设定为前提，设计出一套防范“小人”的制度安排，其结果却有可能形成“君子国”；此所谓“人有所不为也，而后可以有为”。

中国现代化的起源

中国的现代化从根本上说不是由于理性的启蒙，也不是宗教的精神，它的动力来自于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即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的“四个现代化”。尽管中国也曾有“五四”等思想启蒙运动，但它并非是近代社会发展的直接推动力。另外，中国的现代性无论是在价值理念上，还是在制度设计方面，都没有一种源于理性的预先设计，也没有来自于理性原则的积极建构，而是采用了一条“实用主义”的经验道路。“摸着石头过河”是一种典型的思考和行动。

不过，虽然我们国家现在的理性化程度不高，但就现代性的目标而言，作为后发的现代性国家，我们却不必、也不可仅仅以“理性化”为标准，而应当以“人性化”为目标，重视此前被西方现代政府价值体系所忽略的事物。“理性化”固然不可少，但比起“人性化”来，它还不是根本。我们应当以理性化的行为，来达到人性化的目标；或者说，以理性化的手段，来达到以人为本的目的。这方面的道理，不论从价值与事实来说，都是如此。

从价值方面说，“以人为本”已经成为社会的一个共识。从文革结束以来，从人道主义的争论开始，到讨论生产的目的（是否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直至近年来对有关医保改革结果的批评与质疑，对有关加大对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力量的呼吁等等，这些都表明了社会在“以人为本”的价值观上的共识。

中国政府现代性的发展与共识

以“人性化”为现代性的目标，对于我们国家来说有其特殊的意义。中国曾经经历过最为严酷的对人性的摧残，因此人性的回归对于中国或许能够构成社会进步的强大助推器。这既是我国的民心所向，同时也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中国政府现代性的形成在中国社会的特殊背景下，可以解释为一个人性回归的过程，人的生命、自由、财产、就业与教育等权利得到逐步的保障，人性化程度逐渐提高的过程，而不是纯粹西方的理性化的过程，而其中也同时包含着西方现代化的理性化成分。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671.
[3]陈嘉明. n.d., 人性、人性化与中国的现代性 （第2页）_爱思想. Available from: http://m.aisixiang.com/data/36511-2.html. [November 24, 2022].
[4][英]哈耶克著，王明毅译.通往奴役之路[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
[5]高珊.政治现代化语境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探析[J].中共银川市委党校学报,2007,(6):54.
[6]顏元. n.d., 明明德 - 维基文库，自由的图书馆. Available from: https://zh.m.wikisource.org/zh/%E6%98%8E%E6%98%8E%E5%BE%B7. [November 24, 2022].
[7]《现代性的隐忧》[加拿大]查尔斯·泰勒/著 程炼/译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年